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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仿公众人物声音的“AI语音包”在网络平台热销；自动生成的“数字人”在直播间滔滔不绝；已故人物的音容笑貌被“数字复活”……数字时代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模仿、复制甚至“创造”一个人的声音、形象乃至人格片段，那么，如何更好守护“独一无二”的人格权益？

人格权独立成编，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创新。民法典实施5年多来，人格权编为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，在防止侮辱、诽谤、肖像滥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然而，当形象被深度伪造，声音被智能合成，人格被算法复制，侵犯人格权的行为从物理世界向数字空间延伸，传统的权利边界与侵权认定模式亟待更新，权利保护的力度和方式也需与时俱进，方能筑牢数字时代人格权保护的法治屏障。

司法实践承担着先行探索的任务。一些司法裁判认定，自然人声音权益可及于AI生成声音，利用AI软件制作他人“数字虚拟人”形象或恶搞、丑化他人肖像均构成肖像权侵权，对包含他人肖像的视频进行“AI换脸”，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。

这些探索传递出清晰信号：技术应用只要实质性地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，就应受到法律的规制和惩戒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形态，需要在既有法律框架下，从具体案例中总结提炼裁判规则，不断明确新型侵权行为的判断标准，确保技术创新始终在尊重人格权的轨道上进行。

强化数字时代的人格权保护，应注重多元利益衡量，促进人格权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。例如，对于“数字复活”技术，往往交织着多重诉求：对逝者的尊重、亲属的情感、研究者的探索、商业开发的价值乃至公众的历史记忆。法治的意义在于合理区分场景、清晰界定规则。对于直接用于诽谤等恶意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，必须明确划定红线并施以严惩。而对于一些出于纪念、特定艺术表达、历史研究与公共利益等目的的使用，则可以在严格遵循知情同意、最小必要、尊重公序良俗等原则下，探索“合理使用”的规范路径。涉及公众人物的情形，应重点考量目的是否正当、是否超出必要限度等因素，在人格权保护与公众知情、舆论监督等社会公共利益间寻求审慎平衡。

强化数字时代的人格权保护，还应多方协同，规范引导技术应用向上向善。法律不仅划定不容逾越的红线，还通过明确侵权责任与救济途径，为受害者提供维权依据。平台应成为前沿“哨所”，不仅要严格落实深度合成内容的显著标识义务，让“AI生成”一目了然，更应主动建立高效的监测与审核机制，对高风险内容进行预警与拦截。研发者需将伦理考量融入技术设计与研发全流程，建立内部伦理审查机制，在产品源头嵌入尊重人格尊严的价值准则。对公众而言，应不断提升数字权利意识，既要学会辨识技术风险、保护个人权益，也需在参与传播时坚守底线，避免成为侵权行为的“二传手”。

筑牢数字时代人格权保护法治屏障，不仅是对人格尊严的坚定捍卫，也是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义。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明确边界、平衡利益、凝聚共识，才能让技术在尊重人、保护人的前提下向上向善发展，不断释放创新活力。